瓯海博物馆藏西晋瓯窑青瓷狮形烛台。林宝棣 摄
温州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晋瓯窑青瓷狮形烛台，1965年出土于市区太平岭。瓯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件西晋瓯窑狮形烛台（有小残），2015年出土于瞿溪中岙村太安二年（303）墓葬。
狮形器是瓯窑断代的标准器之一，主要见于三国吴和晋代，与瓯窑青瓷堆塑罐的流行时间和出土区域相类似（详见2019年6月2日温州日报风土版《瓯窑堆塑罐上的西域文化》）。
各地出土的西晋青瓷狮形器，功能性的命名五花八门，如烛台、灯台、灯具、水注、砚滴、水盛、插器、插座、酒器、狮尊、明器等等。那么，它们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的器物呢？
温州博物馆藏东晋瓯窑虎形灯台。
带翼之狮，辟邪神兽
温博和瓯博的西晋瓯窑青瓷狮形烛台，是集实用与观赏为一体的艺术珍品，器型基本相同，都是跪卧狮子造型，身躯肥胖，昂首挺胸，颌下有须，两眼圆睁，背毛纷披，腹部两侧刻有云状羽翼，尾如蒲扇紧贴臀部。背部置一短短的圆形插管，与中空的腹部相通。通体施青黄色釉，匀净晶莹，利用捏塑、浮雕、刻画等技艺，生动地塑造出狮子在威风凛凛之余所显露出来的憨厚之态。
西晋的青瓷狮形器，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前述背部带短管的狮形器，最为常见。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将带羽翼的狮形神兽，称之为辟邪。西汉《急就篇》“射鬾辟邪除群凶”，唐颜师古注“射鬾、辟邪、皆神兽名。……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咸阳西汉渭陵遗址出土的2件玉辟邪，就是有羽翅的狮形动物。狮形器也往往被称之为狮形辟邪或辟邪。第二种是背部带长管的狮形器，背部的中空管子可高达20厘米。1958年，永嘉瓯北礁下山东晋墓葬中出土的瓯窑虎形灯台，背上的长管也有近20厘米高，并呈竹节状。第三种则是特殊的狮形器，有三联长管狮形器，长管呈竹节状，三只狮子以120度的夹角将尾部黏连在一起；也有头戴高帽的胡人形象的狮形器（胡人骑狮器），高帽或中空，或封闭；还有多孔（四孔）狮形器等。
湖北武昌钵盂山出土西晋青釉胡人骑狮器。
青瓷狮形器盛于西晋
兽王狮子属外来物种，是东汉时期作为“殊方异物”进贡给汉帝的。《后汉书》西域传载安息国（今伊朗）在章和元年（87）“遣使献师子、符拔”。因时无狮字，故称师子，而符拔似是羚羊。事实上我国文物狮子的出现比文献狮子更早，如苏州虎丘出土的西汉狮形铜座和徐州东汉早期墓葬中的玉狮等。
狮形动物出现于瓷器上，始于三国吴时。1983年，南京雨花区长岗村出土的三国吴青釉褐彩贴花双系带盖盘口壶，肩部模印贴塑有佛像，佛结跏趺坐于双狮莲花座上。最早的青瓷狮形器发现于湖北鄂州汪家湾三国吴墓，狮子伏卧状，身躯圆滚，弦纹装饰，憨态可掬。
西晋，是青瓷狮形器创烧的鼎盛期，如南京江宁张家山西晋元康七年（297）墓葬中一次性就出土了4件狮形器。东晋墓葬中出现的狮形器很少，纹饰也远较西晋简单，如1972年南京大学东晋帝陵出土的短管青瓷狮形器，通体仅饰有连珠纹。义乌东晋义熙十年（414）墓中的青瓷狮形器，应该是普通狮形器的绝唱了。随着东晋晚期象生器物的衰落，青瓷狮形器也渐趋消亡。南朝的狮形器罕见，已知者似仅有1975年绍兴黄公山出土的青釉多管狮形插器（烛台），狮头朝左方抬起。由此可见，青瓷狮形器与堆塑罐一样，都是始于三国（吴），盛于西晋，衰于东晋，亡于南朝，而且彼此的出土地点也相似，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江、浙二省居多。
水注、烛台还是明器？
西晋青瓷狮形器的用途和功能，说法不一。
有水注说。狮背上的圆管中空，管径大小不一，或呈喇叭口状，肇庆坪石岗出土的东晋狮形器甚至还配有青瓷栓塞，不适合插烛；有的狮形器出土时置于砚台之上，应属文房用具；两晋书风盛行并崇尚自由，催生了各式仿生水注，如蛙形、兔形、羊形等，当然也包括狮形；南京博物馆藏东晋青瓷狮形水注，狮口衔有一枚羽觞，腹部的水可以通过羽觞注入砚池；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松江之横云山，古冢累累然，世传以为多晋陆氏所藏……内一水滴, 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 而一人面部方大, 髭须飘萧, 骑狮子背……昔鲜于困学公（鲜于枢）尝畜一水滴, 正与士安者大同小异, 相承曰蛮人狮子, 爱之未尝去手”；狮形器有的发现于水井之中，似应与水有关。
山东临沂洗砚池出土西晋青釉胡人骑狮器。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西晋三联狮形器。
烛台说。1982年版《中国陶瓷史》认为“狮形烛台过去被定为‘水注’，认为是盛水的文具。它的成型方式与当时盛行的蛙形水盂和敛口扁圆腹水盂完全不同，后者是拉坯成型，有一个器壁薄而光滑的扁圆形腹以贮水。辟邪烛台则用模印法对接成型，器体厚重，内壁凹凸不平，有管状而无流，不像盛水的样子，也与砚、笔筒等文具不相匹配。所以从实用、形态和体重来看，都应以用于插烛照明为宜”。作为烛台说的实物证据是1993年南京上湖孙吴墓出土的狮形器，背部插管内尚存一截白蜡。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294）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胡人骑狮器残件，有四个插孔，当为插烛之器。背上置长管的狮形器和胡人骑狮器也不可能当水注使用，更像灯台或烛台。
但也有不同意见，若为烛台，插烛之管的下部当封堵，如湖南省博的南朝青釉莲花烛台，上部插烛的筒形器与下部承盘底座是不相通的，否则，残烛卡在管中或落入腹中，很难取出；若仅用于插烛，狮子造型当做成实心的，省工省时又增加稳定性。
插器说。狮形器背部的管子无论高低，也无论管口是直的还是喇叭形的，都可作插器或插座之用。如清代《鹤庐岁朝》清供图中晋代青瓷羊形器，其背部的管子里就插了一束鲜艳的桃花。
明器说。狮形器只见于墓葬，而未发现于建筑遗址中，故属徒有其形而虚无其实的明器。
此外，西晋青瓷狮形器也有被认作为酒器、灯具（油灯或长明灯）的。
温州博物馆藏西晋瓯窑青瓷狮形烛台。
很可能属于佛教陈设品
狮形器大量出现于西晋时期，应该与此时南传佛教的流行有关，故其功能和用途很可能属于佛教陈设品。
狮子在佛教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释迦牟尼被尊为“人中狮子”“人雄狮子”“大狮子王”，佛的坐席为“狮子座”，佛的说法称“狮子吼”。青瓷三联狮形器的造型，则源于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狮子柱头上四只背对背蹲踞的雄狮。狮子在佛教中还扮演着护法者形象，传入中国后，即被人们视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具有驱邪、禳灾、安吉等功能。经华夏文明的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的狮文化，并被赋予更多内涵。
温州是很早接触和接受佛教的地方之一，而且还是青瓷发祥之地，这就是瓯窑青瓷狮形器出现的历史背景。瓯窑是温州历史文明的芯片，其器型和纹饰自然会留下时代的烙印。西晋佛教的初兴和流传，促进了狮子形象的传播，尽管难以一睹贡品狮子的真容，但瓯窑窑工完全可以根据胡人的口述或图像进行狮形器创烧。西晋时期，东瓯王国故地以开放的姿态对佛教进行了接纳与吸收，温州最早的僧人形象就出现于平阳种玉乡西晋墓出土的瓯窑青瓷堆塑罐上。1986年，永嘉龟山出土的北宋罗浮塔碑载罗浮山，西晋元康五年(295)曾立佛塔。由此可见，在太宁三年（325）崇安寺建成之前，南传佛教在温州的活动已经相当兴盛，西晋瓯窑青瓷狮形器就是这一历史情势的记录者和见证者。
瓯窑青瓷狮形器流行于温州佛教初兴的西晋时期，就不排除它是与佛教有关的陈设器物和辟邪之器。西晋青瓷狮形器造型的多样化，反映其作为佛教陈设品有着多种功能和用途，所以不宜视为单一的烛台、水注或插器